效率：泰勒的管理遺產

　　泰勒是工廠工程師出身，他希望能知道一部機器或一個工人用規定的材料和方法，在受控條件下完成某一生產過程、制造某一部件需要和應該用多少時間。他對可能得出答案的各種方法進行了系統的探索，最后確定，用秒表對各種不同的工作進行研究，可以制定出一種實際的、相當精確和可靠的產量定額。從1881年開始，他進行了歷時達20多年的一系列試驗。試驗的結果導致他制定了一套協調一致的工場管理制度，他又從這種管理制度出發，發展出一種管理哲學，即最后以“科學管理”聞名于世的管理哲學。

　  為了使公眾易于理解，泰勒歸納了一些科學管理的原則，諸如為工人的工作中的每一要素制定一種科學的方法以代替老的經驗，科學地選擇并訓練、教育和培養工人等等，但他的管理哲學的真正內涵比這些原則要深刻得多。1911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泰勒的證詞中有關科學管理的那一部分說得非常動人：

　　科學管理是任何公司或產業中工人方面的一種切實的精神革命——是這些工人在對待他們工作的職責、對待他們的同事、對待他們的雇主方面的一種徹底的革命。它同樣也是管理當局（工長、監工、企業主、董事會）方面的人的一種徹底的精神革命——是他們對待職責、對待他們在管理當局中的同事、對待他們的工人、對待他們所有的日常問題方面的一種徹底的精神革命。如果沒有這兩者的徹底的精神革命，科學管理就不會存在。

　　科學管理的實質就是這種偉大的精神革命。

　　泰勒的科學管理就是將操作分為最基本的機械元素并進行分析，爾后再將它們最有效地加以組合。泰勒一直是人本主義者憎恨的對象，他們指責他的科學管理方法將工作“非人化”，并把管理變成了簡單的衡量。但是，這種認識可能過于簡單而膚淺。如果對泰勒學說加以全面考察，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說，泰勒的主要論點是：只有勞資雙方協作，在所有的共同工作中應用科學方法，才能使整個社會得到最大的福利。

　　自從上世紀泰勒的思想在企業中扎根，人類對于高效率的胃口似乎就再難滿足。泰勒的跑表，他的“時間－動作研究”，他堅信任何工作場所的任何操作活動都只有“惟一最佳方式”的執著，所有這一切徹底改變了員工和經理人員的工作生活。以泰勒為先導，管理由一種應急之策轉變為更全面、更長期的方式，這對人類的經濟福利產生了巨大影響。把人當作“機械人”來安排動作，說來有違人性，但它能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

　　科學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辨識性和可重復性，泰勒聲稱“我們不要求為我們工作的人有什么主動性。我們不需要什么主動性。我們要求他們的只是服從我們給他們的命令，干我們要他們干的活，而且要盡快干好”。尤其是他赤裸裸地向工人宣講“我雇你們來是為了用你們的體力和操縱機器的能力。至于用頭腦，我們另外雇了人。”泰勒的研究者羅伯特•凱尼杰在《惟一最佳方式：弗里得里克•溫斯洛•泰勒與效率之謎》一書中說得切中要害：“任何想對自己的工作擁有一定發言權的人都不會愿意讓泰勒成為他的老板，因為泰勒主義的本質即是，高層經理對于下屬的工作實施絕對控制。”

　　但是，泰勒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符合那個時代的要求。20世紀早期的美國勞工絕大多數未受過教育，不善表達自己，也對工廠體系不習慣。對他們來說，嚴格規定的工作步驟是切實有用的。泰勒對勞動培訓形成了巨大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泰勒式的培訓由美國擴散到其他發達國家，成了各國經濟發展的一種真正有效的手段。

　　科學管理是時代的產物，而時代總是在變化的。當勞動大軍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教育，工會開始在公司經營中擁有了發言權，泰勒的理論就開始顯得不合時宜了。人本管理初露端倪的跡象始于一本不起眼的書，名字叫做《優化心理管理》（Ｅｕｐｓｙｃｈｉ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它出版于1965年，是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對工作效率的發微之作。馬斯洛在書中提出了“開明管理”的概念，并闡釋了商業“協同”（ｓｙｎｅｒｇｙ）的思想。它提倡管理者與其“團隊”分享權力并追求“持續改善”，然而這本書在當時卻幾乎完全被埋沒了，是今天人本管理的潮流才使它的價值為人們所重新認識。

　　人本思想抓住了工作場所人性表現的核心所在：人生而具有生產力和主動性。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弗•Ａ•巴特利特和倫敦商學院教授薩曼特•高歇爾所著的《個性主義的公司》是人本管理理論的扛鼎之作，他們指出，公司的力量不僅在于員工的能動性，而且在于“對個人價值的堅定信賴”。將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挖掘到極致，而不是要求人像機器一樣。

　　泰勒的遠見以及我們對他的思想的強烈反彈，反映了當代生活的一個巨大悖論：泰勒奉為神明的工作效率所帶來的物質利益，我們每天都在享受，然而我們始終痛恨、抵制、反抗效率崇拜給所有勞動者所系的心理鎖鏈。

　　然而，盡管我們為人本管理所吸引，這種管理方法在當今的企業實踐當中仍然是喧囂大于實質，形式大于內容。在事實上，不論是股票市場，還是全球經濟，都在繼續獎勵能帶來效率提高的管理行為，而效率正是泰勒給我們留下的最大遺產。管理學家加里•哈梅爾說：“在全球經濟中，低效無任何藏身之處。如果泰勒活到今天，一定會把沃爾瑪、索尼或聯邦快遞當作效率明星加以褒揚。”

　　哈梅爾說：“現代管理理論的發展無非就是對兩樣東西的追求：讓管理更加科學，讓管理更富人性色彩。認為對后者的追求比對前者更開明，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看法。”科學管理在提高現代人的生活水平上也許發揮了任一其他主張都難以企及的作用。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對此這樣評價——

　　泰勒開始將知識用于工作，不出幾年生產力就開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這意味著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從泰勒開始以來，所有先進國家的生產力提高了大約50倍。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擴展之上，發達國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方面都有了提高。

　　德魯克認為，對過去100年生產力的迅速提高，技術專家把功勞歸于機器，而經濟學家卻把功勞歸于資本投資。只有極少數的人認識到，功勞應該歸于把知識應用于工作，發達經濟國家正是由此被創造出來的。